注释： [1]作者简介: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084). [2]廖申白:«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哲学研究»2011年第11期 [3]吴潜涛主编:«论公共伦理与公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4]梁启超:«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页。

事实上，儒家对万物都是关爱的，而且是从其所具的内在价值去确定这种爱的，因为万物的内在价值都是天地所赋予的，与人的内在价值本同出一源。在这种价值来源的共识之上，儒家生态伦理可以建立范围天地万物的生态共同体，将生态系统真正视为人与万物共生、共存的生命家园。

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这里本是以牛山的遭遇来类比人性修养，但他对牛山被破坏的描述恰是从牛山之性来讲的，牛山原来所以美是因为其性得到了天地的滋养，牛山失去了美则是因为其性遭到了破坏，这个性正是牛山的内在价值所在。和在先秦儒家哲学中不只是一个人格修养、境界论的概念，也是先秦儒家对天地的创生特点的认识，和在他们看来是生生大德得以展示、完成的条件、原则。（一）为生态伦理的建立提供人性反思的途径 天人合一不单是一种修养功夫，人性思考直接关联着社会共同体中人与人的行为规范。从亲人到他人再到万物，仁爱的表现是越来越疏远的，这种疏远并不是说越来越不重视，而是区分方式和层次的不同，儒家根据不同的伦常性质对仁爱给予不同的界定。

《礼记》认为乐是天地之和的体现，但反而观之，天地通过雷霆、风雨鼓动宇宙间的阴、阳二气而四时无息地展现其生生大德的景象，又何尝不是宇宙间最壮丽动人的生命交响的演奏。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君子谓之不知礼。即是说，他未进至了知主动理性之辩证地实现其自己，故亦不能辩证地通晓事理也。

此为特殊性之精神表现的解析，此是形上地必然的。即依此故，名辩证的鉴别曰历史判断。凡抽象的解悟，用于历史，皆只能是就已创造出来的现象排比整理，统计分类，此只是表面的、事后的知性工作。这种以事理为对象而予以哲学的解释，便是历史哲学。

若无理，则历史哲学亦不可能了。若把历史推出去作一个外在体看，而不知其为一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则必看不出有理想，只是一大串平铺的事实。

这个理(意义)是辩证的，不是机械的物理之理(因果律)。由于世益降，而物益备。是以若想引进，便须在道德判断以外，复有历史判断。有了历史判断，始见历史之可歌可泣，而亦令人起苍凉之悲感者。

然而皆在历史性的事理之事中辩证地通晓之，则亦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此即历史判断也。事理之事是由内部深微曲折的情理之情而发出者。前者通权达变，后者立是非之标准。故文献材料可用科学方法来归纳整理，而事理之事则不能用归纳法得其通则。

而精神的表现是有理路的，在理路中表现，就是逐步客观化它自己。故亡国(无论自亡或他亡)为大恶，而兴灭国继绝世为大善，为大德。

而历史性的事理之事是在表现理念底活动之行程中出现的，因此它们的意义是在表现理念底作用上而被看出。把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是表示：不可把历史推出去，作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一个自然对象看。

我们如果把理念拉掉了，又把辩证地体现观念之体现拉掉了，则无事理可言，因而无历史可言。然而千回百转，总期向上，则亦无疑。牟宗三强调事理、具体的解悟与历史判断是历史哲学得以成立的关键：事理、具体的解悟与历史判断，是历史哲学所以可能的关键。[2]3-4在实践活动，道德向上的心始终贯穿着人的实践，从而使实践不同于自然，而具有理想性与光明面：在实践活动中，人类的那颗道德的向上的心，始终在活跃着，贯彻着他的实践。[9]586古之圣人治心之法，不倚于一事为万事之枢，不逐于一物而为万物之宰。故历史判断即是辩证地通晓事理之辩证的判断。

如丸善走，不能逾越于盘中。因为无论如何融通，它不能是纯形式。

儒者中，王船山亦有此智慧，故彼能通历史。王夫之有此智慧，故能通晓历史之精微。

)若无道德判断，便无是非。从民族实践以为精神表现言，观念形态不但是历史的开始，而且亦是历史文化特殊性之所由存。

牟宗三强调认识历史，需要辩证直觉的具体解悟，既非感性形态的直觉主义，也非知性形态的理性主义，而是在感性和知性之上，主动理性的辩证融合，道德原则不只是停留在知性的了解中，而是在主动理性中为集团实践所曲折实现：吾人言辩证直觉之具体的解悟，既非感性型态的直觉主义，亦非知性型态的理性主义，而是依主动理性之辩证地实现其自己以为历史，而即辩证地通晓此中事理之事而还之也。此共通性或可融通性是由心德内容在实践中所表现之精神发展之理路而说明。道德原则不是停在为知性所了解中，而是在主动理性中为存在的集团实践所实现。即使在社会动荡、风俗凋敝之际，依然道存乎人，独握天枢以争剥复：体定于百年之虑，而后机不失于俄顷之利钝。

凡是价值都当实现，而且都能实现。生死死生，成败败成，流转于时势，而皆有量以受之。

唯辩证地通之，始能通晓其辩证的理(意义)。[2]6情理偏于内部、主观之理，事理偏于外部、客观之理，事理相当于外事，情理相当于内事。

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清中后期文章学的礼学呈现与诠释(XSP19YBZ088)。[2]13 每一民族之政治历史之创建与发展阶段具有其特殊性和差异性，只有通过具体的解悟才能有效地把握：每一民族之创制建国以尽其性，可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创造中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形态。

无道德判断，而自由历史判断，则历史判断只成为现象主义、历史主义，此不足以真实化历史。而此实现过程是曲曲折折的，因而有历史。所以若依道德判断而论，则大部分历史便须抹去。[2]463具体的解悟能把握具体的普遍性，通过存在的证悟可以把握动态的历史。

[2]8-9 超越之理念贯注于集团生命之活动中，而被表现，从而使事理之事有其意义：如其为事理之事而观其历史的意义，这个意义便是它的理。[2]6-7这其实受到王夫之道因时而万殊思想的影响。

是以其理不能通过物理事件底因果法则而观之也。[2]8 2.置身历史 牟宗三认为，审视历史，应当置身历史，让个体生命与历史生命相贯通，同时又注意从实践的角度将历史视为民族的实践过程，从而对历史既能感同身受，也能省察理解：吾人看历史，须将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把自己个人的生命与历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条流里面承续者。

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牟宗三对王夫之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十分推崇：这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大思想家，依照传统的标准说，都不算好的哲学家，而却都是好的历史哲学家。